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尋找中國共產黨中的女權行動者,不忘記爭權的歷史記憶
CUHK Pres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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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尋找國家中的婦女》作者王政講述她的這本新書和去年的《五四女性》時,社員們需要向廣泛讀者凸顯書本特性。教育卻又不等於高高在上的教化,我們要把王政所說的話和寫下的字,轉換為多地閱聽人都能明白的概念。

中大出版社的讀者分佈很奇妙,我們有大量對中國近代史感興趣的內地和香港讀者,其中頗大部分喜歡社內出版的紮實學術著作,但亦有因為《種植生活》或《香港街市》等較面向普羅大眾的書籍,認識我們的香港讀者、乃至其他華文世界的朋友。

還未完,我們還有英文出版,面對的是英語讀者,又以學者為主。書本營銷在本社的難度,有點高。在小紅書上看到同行標註,「本賬號由編輯運營,也就是說沒有運營」;我們也差不了多少,但盡力。

以下用幾個關鍵字,向你推銷《尋找國家中的婦女》。希望你到各大、小書店買一本,或在「年度大減價」中75折選購啦,詳情見置頂貼文~

➊ 女權歷史

歐美對婦女運動史,或女權運動歷史的研究,自然是開展得比較早。在王政求學的階段,她接觸到英語世界對中國婦女史的著作,大多認為中國的女權運動(婦女解放),是由具父權特色的政府推動——但她當下便覺得矛盾,既為父權,為何仍會推展女權?

這促使王政尋找國家中的婦女,也即在黨內推動女性權益的女性,當中不少為「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(婦聯)」的成員,包括新書封面上、#周恩來 的太太 #鄧穎超。

➋ 國家中的婦女

美國婦女史開拓學者 Marilyn Young 於1973年撰寫第一本中國婦女英文研究文集,提及女權運動,留下兩個問題:留在城市的女權主義者後來怎樣了?參加共產黨的女權主義者命運如何?

《五四女性》解答了前題,《尋找國家中的婦女》是為了解答後問。

在所謂「國家機器(regime)」內,任何行動者的行為都受制於一套集體運作規則(字眼非必然貶義,社會學制度主義甚至會將文化和制度歸屬為同一範疇),我國的女權行動者,能夠怎麼在一度鬥爭熾熱的環境中行動,推動女性權益?

不要忘記,男性在許多情況下,仍是領導階層的主力。女性要怎麼突圍?

書中有許多例子,在這裡先提及一個:我國的「產假」,由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楊之華所倡議,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,擔任中華全國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部長,堅持至落實。

➌ 自我隱身

王政採訪了許多基層女權主義者,也訪問了婦聯高層(或高層身邊的人)。

她發現,後社會主義時期(粗略可理解為毛後中國),身處婦聯內的體制內女權主義者,有兩種「自我隱身」的政治策略原則:一為參與話語權鬥爭,二是以自我埋沒的姿態公開呈現婦聯工作成果。換句香港話來說,就是降低自己的「ego」。

這些中共女權,從未擔任黨內核心,但憑著資歷和伴侶的高位,擁有制度及非正式權利,在男性領導人的鬥爭漩渦中遊走,難稱自得,但起碼爭取到階段性成果。

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、對婦女有益的這些政策、條例、規定、法案,都是(有)女人推出來的。」聽起來誇張,其實講得實在;若沒有女性在背後施力,國家的男女平權不會有當今進展。

國家並非鐵板一塊,「由上至下(top-down)」和「由下至上(bottom-top)」的行動邏輯,都不能全面解釋中國近代婦女史,它的進程更似來回折返,紛雜組成的線條。

有說「#個人即政治(the body is political)」,國家中的婦女 更是「政治即個人」。